金庸

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

百年前的今天，1924年3月10日，金庸出生。

从1955年首次以“金庸”为笔名创作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到1972年宣布封笔退出侠坛，金庸凭借15部作品，成为当之无愧的一代武侠小说宗师。金庸拥有一大批不同教育程度、不同背景、不同社会阶层、性别和年龄的读者，香港作家倪匡曾说：“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金庸的小说。”

阅读金庸，不仅源自一种强大的文化怀旧情绪，更源于人们对于梦幻的热爱。学者、作家许子东曾写道：“金庸的小说最好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梦，这个‘梦’包含几个层面，第一中国人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追求幸福……有太多沉重的东西在你之上，随时可以倾覆你，但金庸告诉你，你可以有幸福。”

金庸诞辰百年之际，我们邀请下文来自不同领域的9位学者、作家、媒体人共同缅怀金庸，聊一聊他们对于金庸武侠的记忆与金庸所代表的一个时代的逝去——缅怀金庸，也是怀念岁月，也是再一次向青春、向一段野蛮生长的时光告别。

对于小镇的孩子来说

金庸的武侠世界

无异于一种召唤

雷磊

资深媒体人，《真实故事计划》《真故研究室》创始人，曾任《南方周末》《GQ》等非虚构特稿记者，主编有《真故·90后叙事》《新北漂叙事》。

18岁前，我几乎没有离开过出生的小镇。小镇有多小？坐大巴去县城要三个半小时到四个小时，小到只有高中校门口一家书店。这书店除了文具和教辅资料外，卖的唯二闲书就是郭敬明的《最小说》和金庸作品。靠着借阅同学的私藏，翻找老师们的书架，我读到了金庸，而且是每次拿到就必须一口气读完那种。有一次躲起来看忘了吃饭，父母以为我离家出走，还挨了一顿打。

对于山区小镇的孩子来说，金庸的武侠世界无异于一种召唤：谁不想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离开家乡去向未知的世界冒险。某种程度上，金庸的武侠激励了我苦读走出小镇，最后选择了新闻作为大学专业，因为记者这个职业也要行走江湖，不平则鸣。去大学报名时，火车沿着襄渝线东出，我听报站说：前方是武当山，当时就想下车去看看有没有张三丰真人的遗存。

时间过去，我已不再将自己带入那些开了金手指的武侠主角，而是时时提醒自己要甘做配角。我们大概率不会是现实里的乔峰，被家国大义撕裂身份，而极有可能成为星宿派一小卒，只能得到一份盒饭作为报酬的配角，为老仙丁春秋的大梦疲于奔命。

我今年36岁了。有时一个人走在北京的深夜街道，还会不自觉像黄日华那样打出一套降龙十八掌。

△《书剑恩仇录》插画，1970年代

金庸小说十五部

照亮了这个世界

照亮了两个世纪

刘国重

金庸研究专栏作家，著有《破译金庸密码》《金庸师承考》等，另有“细说《笑傲》人物”系列四卷，有《金庸评传》即将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读金庸之先，我已读过一些中国小说，而尚未来得及建立（或盲从）“雅高于俗”的庸俗观念，只简单地将中国小说分为两种：一种是古典小说，一种是现当代小说；前者比后者好太多，没有可比性。

最早读金庸小说，我不相信他是活着的小说家，不相信当代人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而不自觉地将金庸小说放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光荣行列。于今看来，金庸当然不是古人，他的小说当然不是“古典”，却延续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伟大的写作传统。

当时有同学跟我解释，金庸是当代人，却是改写古代小说，才写得这么好。我恍然大悟，疑窦尽释，深信不疑。同学应不是自己编瞎话骗我，我并不信任他的诚实品性，而是怀疑他的智力。十几岁的小孩子应不至于如此擅长撒谎，多半如《鹿鼎记》中康熙说的那样：“这自然是胡说八道，不过瞧他样子，也不是说谎，多半人家这样骗他，他就信以为真。” 更可能是以讹传讹，将聂云岚改写王度庐小说一事套在金庸头上。据聂云岚之子说，聂云岚“原来一直以为王度庐是清代人，没想到王度庐先生也是现代人”。

后来我才确认金庸与我生在同一时代，真觉荣幸。那一刻，天地都比之前光明得更多。金庸小说十五部，十五束强弱不等的光，照亮这个世界，照亮了两个世纪。

△金庸亲书对联，以14部长篇及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组成这副对联，短篇小说《越女剑》则不包括在内

金庸于我们的

更有侠义

有担当

袁灿兴

历史学者，央视《法律讲堂》主讲嘉宾，著有《大唐之变：安史之乱与盛唐的崩裂》《军机处二百年》等，近著有《疫病年代：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瘟疫、战争与社会》。

八十年代的中国，城市如何，我不知。农村之中，乃是文化荒漠，一张纸片上的字，都能被传阅良久。这时候，管控没那么紧了，可以出门，投机倒把一二。家人有往广东远行的，会带回来一些书，先是梁羽生，再就是金庸。二位先生，都是不朽。乡村荒漠中，突然有了书，若有了光，大家争相索借。人类的阅读最盛期，约是这个时代的乡村了。

金庸的文字，于我们的，有各种壮阔。随他的笔，我们感受了天山浩瀚、西北壮阔、东海隽逸、江南缠绵。少年如我，读陈家洛，天山策马奔，远观无量景，顿觉心胸一开，竟忍耐不住，于村中咆哮狂奔。金庸嘲讽庙堂，却以大侠而支撑天下。这天下，不是一家一姓一王朝，而是苍生万众。金庸于我们的，更有侠义，有担当。武侠，就是路见不平，拔剑而出。我爱胡斐，他为了陌生人种阿四一家的冤屈，可以不顾一切，哪怕是舍弃爱情，舍弃荣华，也要为种阿四家复仇。

百年诞辰之际，不知是否还有当年阅读时的那份感受和那份记忆？

只要在勇敢时不愚莽

懦弱时不无耻

就没有辜负金庸当年的灌输

刘晶

网易传媒文创事业部总经理，曾任网易传媒内容部副总编辑。

上学的时候，读金庸小说，看原著改编的武侠剧，看到废寝忘食。我记得看《笑傲江湖》和《鹿鼎记》的时候，找同学借，记得是一共九册，一个通宵一本连续九天，如此第二天上课是真的在课堂上睡觉。这是今天全民短视频时代已经罕见的阅读快乐。

金庸最让我赞叹的，不是今天广受推崇的大历史下的虚构写作驾驭能力，也不是IP产业时髦的所谓金庸宇宙，是金庸小说里贯穿始终的明辨善恶的价值观，小善小恶大善大恶伪善当然还有比伪善更坏的伪恶，写的无不活灵活现世态炎凉。

这对当年还没怎么读过“正经书”的我来说，是寓教于乐的哲学课，也是记忆最深的人生故事剧本。以至于长大之后，甭管是混迹职场还是生活琐碎，时不时会拿自己或遇到的人和事去比照金庸笔下的江湖故事。

发现人啊，就是不乏高尚勇敢，也时常苟且懦弱，但只要在勇敢时不愚莽，懦弱时不无耻，那就还是个说得过去的“江湖人”，没有辜负金庸老爷子当年的灌输。

当我们对世界失望透顶

至少可以幻想自己

与“教单于折箭、奋英雄怒”的

乔峰并肩

朱天元

资深媒体人，曾任《经济观察报》文化编辑、《新京报》文化记者，目前旅居日本。

林语堂曾经说，苏东坡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理想人格；那么在近代中国，这种理想人格最好的尺度，可能是金庸。他以士大夫的身姿留在了从中国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旅途之中，对政治有切身的关怀，却在江湖之远，难抵家国情结的诱惑，以政论的方式登堂入室，在历史上留下了潇洒的一笔。

武侠小说家也许是他最不在意的身份，却未曾想到自己的作品构成了今天无数中国人心灵世界不可或缺的风景。金庸的小说是政治小说，二十世纪历史的光怪陆离与扼腕长叹，让金庸在武侠世界的刀光剑影中得以无拘无束，一抒胸臆。

有多少人爱金庸，就有多少人对他不屑一顾。有多少人批评金庸小说中女主角的千篇一律，男女爱情模式的刻板生硬。就有多少人在深夜为“塞上牛羊空许约”落泪。有多少人赞许《天龙八部》中不逊于西哲存在主义的冤孽与救赎，就有多少人可以一针见血地看出《鹿鼎记》真正的主角是康熙皇帝，不落痕迹地回到了明君贤相、留恋故山的窠臼之中。有多少人在任我行的癫狂仰慕和狐冲的潇洒中完成了自我的政治启蒙，就有多少人可以看穿金庸小说的本质不过是另一种“三侠五义”，好莱坞和西方通俗小说的叙事模式背后，依旧是规训市民阶层的说教和士大夫道德。直到今，天依旧有人在虎扑和贴吧上为杨过和郭靖谁的武功高争论不休；直到今天，也有研究者孜孜不倦地在想在《笑傲江湖》的字里行间，看出金庸政治观和《明报》的转型。

金庸武侠的魅力在哪里？他是一种逃避，当我们对世界失望透顶时，至少可以幻想自己与“教单于折箭、奋英雄怒”的乔峰并肩。感慨现实往往并不一定是良知和正义战胜暴力和谎言时，刘正风与曲洋光风霁月的友谊，是我们在书页之间的隐逸之所……

△金庸在位于香港北角的办公室翻阅他的作品《天龙八部》

一个没有家国情怀的人

写不出“射雕”

一个没有悲天悯人之心的人

写不出“天龙八部”

廖杰

江西卫视节目主持人。除娱乐节目《明星面对面》等外，还主持杂志类节目《杂志天下》和读书类节目《读书廖理》 。

我有同事说他的近视就是金庸给“害”的，当年熬夜读金庸，怕被家人里发现，就躲在被窝里，把手电筒盖住，只留一小圈黄光照书页，“飞雪连天射白鹿”这么读下来，侠客梦在心里扎根，眼睛视力却不断下降。金庸的武侠小说，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

有人说，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而金庸的小说，在鲜衣怒马、快意恩仇中，因为其中的情义，给人们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感动。

某种意义上，很多人尤其是海外华人，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去了解中国文化。金庸在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所下的功夫在三人中最深，使得他的作品能超越纯粹的武侠小说。金庸某种意义上是把武侠小说跟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等混合在一起来写，所以哪怕时代在变，读者趣味在变，但他的小说还能长期流行下去。

只看武侠小说，不见得能洞察金庸的好处，你得看到金庸办报的经历，他有独立的政治眼光、历史视野、文化立场。1959年，金庸以一己之力创办《明报》，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他的社评文章，高峰期每日一篇，纵论天下大事，影响力深远。一个武侠小说家，不只是娱乐大众，而且可以引导舆论，在金庸以前是不能想象的。

△金庸小说连载时间

因为金庸独特的视角，他笔下的江湖，是深沉而厚重的。旧式的武侠小说往往偏重于门派之争，而金庸的小说，则融入了现实的历史背景，将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洪流紧密结合。不论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的襄阳保卫战，还是《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起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情怀始终不渝，“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气一以贯之。

对于很多普通人而言，金庸的小说，不但陪伴了难忘的青春，更包含了人生百态。在现实社会的江湖里，我们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常常发现在金庸笔下早有原型：胡吹瞎混的裘千丈、严厉古板的灭绝师太、外冷内热的俞莲舟、狂傲自大的白自在，当然更不用说岳不群、丁春秋、余沧海，人性的复杂深邃，千变万化，金庸早已提示给了读者，但只有自己有了阅历后，才能读出深层的滋味。我们仿佛在玩一个扩大的金庸世界的游戏，只是在这游戏里没有现成的攻略，我们只能靠自己一步步往前走，一步步去修炼。

金庸的读者，集合起一个“金迷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阶级的分野被超越了，从大科学家、院士到小学教师、底层打工仔，莫不是平起平坐的金庸迷；性别的差异和语言的隔阂，也都被打破了。

对于金庸的武侠，有人评价说：一个没有家国情怀的人写不出“射雕”，一个没有悲天悯人之心的人写不出“天龙八部”，一个没有傲骨的人写不出“笑傲江湖”。缅怀金庸，也是怀念岁月，再一次向青春告别。他给我们留下一个江湖，黯然销魂倚天剑，世上再无屠龙刀。对每一个在金庸小说的影响下长大的人来说，金庸和他塑造的武侠精神，会一直留在人们的回忆里，念念不忘，时时回响。

金庸填补了

中国文学的一个空白

严锋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雕虫缀网录》《感官的盛宴》《飞翔的癖好》《瘾的世纪》《跨媒体的诗学》等，译有《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等。

曾经有人问我，金庸与余华、陈忠实、莫言这些“纯文学”作家相比，究竟处在哪一个层次上呢？一句话，我认为金庸比那些作家毫不逊色，各有所长。

通常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归入俗文学，把余华他们的作品归入纯文学。纯文学总是被认为高一等，在中国尤其如此。对金庸的一个批评是他的作品没有思想性，即使有也是陈腐的思想。比如王朔就认为金庸笔下的那些大侠都是罪犯，不讲法律，为了个人的恩怨打打杀杀，境界很低嘛。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如果要谈法律，那古今名著中的一大半人都要被抓起来。文学不是法律，文学要创造的是与现实世界平行的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你可以充分实现在这个世界里无法实现的梦想，金戈铁马，快意恩仇。文学的这个意义同游戏有点像，其实文学就是起源于游戏，当然这个话题就扯远了。

如果你承认文学的这个另类幻想空间的定义，那金庸就干得太棒了，甚至可以说，他填补了中国文学的一个空白。不说《天龙八部》这样的史诗巨著，哪怕是《雪山飞狐》这样的小品，里面的情节和人物关系都非常复杂，非常有机，各种恩怨情仇，爱恨纠结，前因后果，选择宿命。我看金庸，其实远远超越江湖情仇，悲天悯人，常常有一种希腊悲剧的感觉。

△《天龙八部》（1997版）剧照

其实金庸的作品很有思想。比如他的许多作品里的人物都有“我是谁”的天问，他们旅途，就是一个自我发现，自我成长，包括幻灭的过程。这在中国传统小说里几乎没有，在中国现代小说中也不多见。再比如对文革，对个人崇拜的批判，那个年代，谁比金庸更深刻，更生动，更入骨？

文学是人学，金庸在人物塑造方面也是为中国文学留下了众多令人难忘的形象。萧峰的豪情，段誉的憨萌，令狐冲的苦逼，程灵素的深情，黄蓉的精灵，韦小宝的无赖……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金庸的语言是高度融会古典精华、自然流畅、韵味醇厚的白话文，功力非常深厚。写人状物，模拟各种人的语气的能力非常强。仅以语言而论，跻身一流大师毫无问题。这方面就是那些“纯文学”作家也没有几个人能超越他。

△周星驰在《功夫》中，使用了“神雕侠侣”等名字，金庸象征性地收了1元版权费

金庸小说的取名艺术

让我更感受到了中文的美好

南窗

编辑，西蜀人士，负笈三湘，客居京华。著有《日月长：古诗中的一年》《知道几句三字经》等，注有《楚辞选》《经典常谈》等。

一套36册的《金庸作品集》，是真正的有“中国气派”的小说，它对我的影响，千头万绪，一时难以尽说。这里仅以金庸小说的取名艺术为例，来说明它是如何让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中文的美好。

金庸一方面沿用现实中的命名习惯，或是以作纪念，如李沅芷（生于湘西，沅指沅江）、郭襄（生于襄阳）是纪念生地，徐潮生（八月十八，海潮最大）是纪念生时；或是以作寄托，如袁承志（承父之志）、慕容复（兴复大燕）、张朝唐（不忘故国）、郭靖与杨康（不忘靖康之耻）。而寄托往往未尽如人愿，富家出生的公子哥儿林平之、游坦之的遭遇绝不“平坦”，武三通“盼望儿子弃武学文”，取名修文、敦儒，但“两个孩儿还是好武，跟他们的名字沾不上边儿”，真是莫可奈何。

△金庸先生的手稿

金庸还从传统文化中广泛吸收营养。如乾坤五绝、五行旗掌旗使的姓名对应五行、五方、五色，如无崖子（《庄子·养生主》）、李秋水（《庄子·秋水》）、令狐冲、任盈盈（《老子》第四十五章“大盈若冲，其用不穷”）等源自道家经典，西山一窟鬼（宋话本）、穆易（杨四郎更名木易）等源自院本说部，木婉清（《诗经·野有蔓草》）、李莫愁（南朝民歌）、张淡月（李清照词“疏帘铺淡月”）、何红药（姜夔词“念桥边红药”）等源自古典诗词。

此外，金庸还喜欢借古今人名用于自己的小说人物。如杨过（南宋辛派词人刘过，字改之）、张无忌（魏无忌、长孙无忌）、何太冲（西晋左思，字太冲）、黄药师（唐李靖本名李药师，辽有郭药师）、武敦儒（南宋词人朱敦儒）等，不胜枚举……

金庸小说人名或雅或俗，雅的如陆高轩、冯雪亭、凌退思，俗的如曾阿牛、冯阿三、平阿四、鲁有脚乃至匪夷所思的狗杂种、老不死，在在符合小说人物的身份。而金庸有意将旧版的王玉燕改为王语嫣（化俗为雅），却删掉岳老三的大名岳苍龙（变雅为俗），正说明金庸对小说人名的精雕细琢，真可说是“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严复语）。这种创作态度，正是金庸小说七十余年来让亿万读者为之陶醉的重要原因。

△观众参观位于沙田文化博物馆中的金庸馆

金庸的“江湖”

是所有“有人的地方”

刘勃

历史作家。著有《失败者的春秋》《读罢春秋不成歌》《战国歧途》《司马迁的记忆之野》等，有金庸论集《金庸江湖志》，近著有《错位的复仇》《逆行的霸主》《世说俗谈》等。

我是七十年代末出生的人，做学生的时代，金庸正风靡，也被鄙视。有些为金庸辩护的文化人，则喜欢拿《水浒》举例说：这当年也是被瞧不起的俗文化，现在不也成了经典，不能因为流行就认定价值不高嘛。作为金庸迷，当年对这个类比自然挺喜欢。但现在想起来，《水浒》和金庸的武侠小说，真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书。

金庸的十五部（篇）小说，虽然具体内容不免有所依傍，却都是作家一手打造。老爷子的头几部小说，还使用了比较多的真实的江湖元素，但这显然不是他的长项。从《射雕英雄传》开始，眼界始大，境界始开，同时江湖就不再是底层社会的生存空间，而是整个社会的映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虽然是徐克电影里的话，却是对金庸小说的很好概括；这话反过来理解，也就是金庸的“江湖”表现的是所有“有人的地方”，绝不局限于那个和庙堂对立的江湖。这也是今天的网红作家可随手从金庸小说中撷取片段来写时事评论的根基所在。

△《射雕英雄传》（1983版）剧照

金庸出身文化世家，接受的是优质教育，从事的是文化精英的职业。在香港的鼎盛时代，汇通中西，发为文章。他的价值观，当然比《水浒》要“现代”得多。这点对中国大陆的意义，可能比在香港还要突出。人性是永恒而美好的，政治是肮脏而卑鄙的，国族仇恨有时显得狭隘，爱情却非常非常重要……当时都带点振聋发聩的意味。说金庸小说参与了对七零后、八零后人格的塑造，确不为过。

金庸的视野，也比《水浒传》要广博。老爷子的历史、文化水平，虽然不无专家学者非议，但比起《水浒》的作者群，还是要高明得多。因为与诸多政要都有往来，金庸笔下的帝王将相比《水浒》里的宋徽宗、高俅要更“像”历史人物。东邪、北丐这样的绝顶高手，许多气质则都与宗师级别的文化人暗合。引经据典，谈诗论画，甚至写到娱乐美食，金庸也比《水浒》巧妙精致。

可以说，金庸写绝大多数社会阶层的人物，都比《水浒》到位。但是，金庸写任何话题，也都无法达到《水浒》写游民社会的那种信息密度和表现力度。套《世说新语》里的一个著名句式：《水浒》如“牖中窥日”，视野是很狭隘的，但所见之处，却真实得刺眼；金庸的小说如“显处视月”，写的是广阔的世界，也都有点朦朦胧胧。

看现在的评论，金庸已是舆论所承认的文学大师，但经典化和脱离群众两个进程难免同步，影响大约是不及当年了。十几年前我刚教书时，讲佛教传入汉地，传说白马驮回来的第一部佛经叫《四十二章经》，满教室的学生会“哇”的一声。现在，大抵只是以为老师在说一个知识点而已。